你有没有那么一刻感觉自己像个局外人?就像鲁迅笔下那个在酒楼上独酌的吕纬甫,或者郁达夫小说里那个在异国他乡陷入沉沦的“他”。说实话,我读这些“零余者”故事的时候,心里头常咯噔一下,这不就是某种境遇下的我们自己吗?这些被贴上“零余者”标签的人物,说白了,就是在社会急剧转型时期,那些找不着自己位置的读书人。他们最早的雏形,得追溯到十九世纪俄国文学里,比如普希金《叶甫盖尼·奥涅金》里的奥涅金,还有屠格涅夫《零余者的日记》出版后,这称呼才算真正流行开来。
不过,你别以为“零余者”和“多余人”是一码事,虽然都带点“多余”的意思。咱们来列个表对比一下,这样更清楚些。俄国那些“多余人”,像奥涅金、毕巧林这类,大多是贵族出身,衣食不愁,但他们忧郁、感伤,是“思想上的巨人,行动上的矮子”。而郁达夫笔下的“零余者”,比如《沉沦》里的“他”、《银灰色的死》里的Y君,多是些小知识分子,生活窘迫,连安宁的清贫都难以维持。他们的苦闷,更多是因为明确的生活目的实现不了,是和整个社会对立的结果。这么一比,是不是感觉俄国的“多余人”有点“为赋新词强说愁”,而中国的“零余者”则更接地气,悲剧色彩也更浓些?
谈到这些“零余者”的性格,那真是矛盾得让人揪心。他们一方面,受到西方新思潮的影响,渴望自由、爱情,讨厌死气沉沉的生活;另一方面,又挣脱不了传统观念的束缚,经济上常常不能独立,行动上就显得特别软弱。《沉沦》里的主人公,想跟同学交往又不敢主动开口,喜欢旅馆主人的女儿却连表白勇气都没有,只能通过偷看甚至更极端的方式宣泄苦闷,事后又陷入深深自责。这种灵与肉的冲突,简直把他们撕扯得不行。他们很多时候,就用这种颓废、忧伤,甚至有点变态的方式来反抗社会,但最终往往陷入更深的痛苦。你说他们没理想吗?不是。是那种“想飞,又觉得飞不了”的无力感紧紧裹住了他们。
那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多“零余者”呢?这原因可就复杂了。五四时期是个思想大解放的年代,但也是个大苦闷的年代。新思潮把年轻人叫醒了,可醒来后发现无路可走,这比懵懂无知更折磨人。问题小说只问病源,不开药方,让人更加焦虑。另一方面,这些知识分子自身也有很大缺陷。他们大多出身没落家庭,根子还在旧文化里,就像是从封建淤泥里长出来,却想呼吸自由空气的花,能不难吗?经济上靠家里,思想上也不够坚韧,一遇到现实打击,就容易动摇、彷徨。再加上当时那个社会,政治上军阀混战,经济上一片衰败,思想上旧道德还占着上风。几座大山压下来,这些醒过来的年轻人,可不就成了“零余者”吗?像《血战钢锯岭》里的道斯,坚决不拿枪,在军营里显得格格不入,其实也是另一种语境下的“零余者”,在爱与怒的双重挤压下坚持自己的信仰。
说到郁达夫,他写这些“零余者”,那真是把心掏出来给读者看。他的写法,跟鲁迅那种冷峻的写实很不一样。鲁迅是“哀其不幸,怒其不争”,感情藏得很深;郁达夫则是直接冲进作品里,代替人物愤世嫉俗,情感宣泄非常强烈。这也导致了他的作品,率真有余,但批判的深度可能稍显不足,艺术手法上也相对单一。但你不能不承认,他笔下那种性的苦闷、生的苦闷,那种直白的灵魂自白,比如《沉沦》里那段:“槁木的二十一岁!死灰的二十一岁!……我所要求的就是爱情!”确实震撼了一代青年,成了“五四”个性解放呼声的一种独特表达。
聊了这么多,你会发现“零余者”这个话题,远不是几个标签能概括的。它背后缠着个人与时代、理想与现实、新思潮与旧传统的巨大张力。郁达夫们通过书写“零余者”,其实也是在拷问自己的灵魂,探索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。即使在今天,社会飞速发展,物欲横流,如果失去了精神的立足点,人是不是也可能成为新时代的“零余者”,变成“生命的空壳”呢?我觉得,理解“零余者”,不仅是理解一段文学史,更是理解人自身在复杂环境中的挣扎与坚守。写作这篇文章时,我常想,我们或许都该警惕自己内心深处那个潜在的“零余者”,在纷繁世事中,努力找寻并守护那份属于自己的真实价值。




